当经济快速发展，农业不断高产之时，您可能很难意识到，脚下的土地正悄无声息地下降。

大面积的地面沉降，可危及地表建筑、地下管网、高速铁路等安全，加剧河口淤积、海水入侵、风暴潮等风险，同时加剧城市和区域性内涝。

而引发地面沉降的“罪魁祸首”，就是地下水超采。

华北地区是我国地下水超采和地面沉降最为严重的地区。数据显示，目前，华北地区地下水累计亏空量达1800亿立方米左右，如果按照西湖1400万立方米的蓄水量计算，相当于12847个西湖。

未来，水资源格局决定着发展格局。控制地下水的过度攫取已获得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从2014年开始，国家已在河北省开展了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并从2017年起将治理范围逐步扩大到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

但专家指出，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是一个长期性、累积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治理修复需要漫长的过程和多方的共同努力。

01 地下水都去哪了？

“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已经持续了近50年，本质问题就是经济社会规模超过了水资源承载能力。”在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看来，华北地下水的超采一定程度是不得已为之。

京津冀区域，国土面积占全国2.3%，却生活着占全国8.0%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0.1%的GDP，但水资源量只占全国0.9%。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维持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生活需求，华北平原就开始大量开采利用地下水。

以河北省为例，地下水开采量从1956年的15亿立方米猛增至2000年顶峰期的166多亿立方米，增加了10多倍。即便到2018年，地下水开采量仍然有106亿立方米。

一方面用得多，另一方面补的却日益减少。

据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李原园介绍，由于经济社会用水大幅增加，许多河道生态水量被严重挤占，湖泊、湿地水面面积减少50%以上。以海河流域为例，入海水量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155亿立方米下降到近16年来的37亿立方米。

国家水资源评价结果也显示，因气候原因以及上游取用水量增加等人为因素，近年来，京津冀入境水量在大幅衰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入境水量平均95亿方，21世纪以来平均入境水量仅为24亿方。虽然目前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一定补给，但减少幅度远远超过规划补给量。

全国政协常委、水利部原副部长蔡其华提供了一组数据：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累计亏空已达1800亿立方米左右，超采区面积达到18万平方公里，占华北地区平原区总面积的60%。一些地区形成多个地下水降落漏斗。

比如南宫-冀枣衡-沧州区域，深层承压水漏斗中心埋深一度达106米。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一直依赖深层地下水的沧州，有的地方打井到四五百米才能出水。

02 治理取得初步成效

日益严峻的形势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先期在华北地区河北省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工作。在取得一定经验后，2017年，治理范围逐步扩大到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

2019年1月，水利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研究制定了《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按照“一减、一增”的思路整体、系统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

一方面，通过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和城镇各领域节水，发展旱作雨养农业、实施农作物轮作休耕等农艺节水措施，以及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措施等减少对地下水的开采；另一方面，通过南水北调水、适度增供引黄水等进行生态补水，推进水源置换，替代地下水的利用。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治理效果已初步显现。

在2020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水利部部长鄂竟平表示，在京津冀降水偏枯的情况下，已实现部分地区地下水水位止跌回升。

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苏银增介绍说，河北自2014年起采取“节、引、调、补、蓄、管”等综合措施后，2019年浅层地下水相对回升0.88米，深层地下水相对回升3.32米；年沉降大于50毫米的严重沉降面积由2015年的1.79万平方公里减少到2019年的0.93万平方公里。

03 多项矛盾制约超采治理

在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一些难点问题与政策制约障碍也逐步凸显。

农业开采地下水约占地下水开采总量的60%，是地下水超采的主体。想压减地下水，理论上就要减少农业用水。

然而，华北地区又是我国土地光热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也是我国优质冬小麦主产区，还是北方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

“从生态安全角度来看，需要适当减少灌溉面积，尤其是小麦种植面积；但是从粮食安全角度来考虑，又需要稳定一定的种植面积。再加上地方政府还面临粮食生产责任制考核与地下水超采治理任务的两难，又该如何平衡？”王浩指出的问题似乎很难回答。

再比如，长期以来，用水经济价格调节机制尚未健全，长期低价用水助长了过度取水用水、浪费水的现象，经济调节手段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但提高水价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仔细考虑与衡量。

治理的长效机制建立方面也存在困难。

比如，先进适用节水技术的推广一直存在难题。

王浩和他的研究团队曾调研了京津冀13个城市2000多个家庭用水情况，发现家庭冲厕用水大约占家庭总用水量的22%-28%，但近年来，无水马桶或极少用水马桶的推广并未有大的改进。

再比如，实施种植结构调整，推广冬小麦抗旱品种与节水配套技术等都有很好的节水压采效果。但目前这些技术的应用主要依靠财政补贴维持。一旦取消补贴，地下水压减能力与效果恐将无法稳定。

同时，在地下水监管上，基础一直较为薄弱。

据李原园介绍，华北地区共有机电井1650多万眼（其中规模以上约302万眼），面广量大，但用水计量率仅为18%左右，且地下水凿井、取水、排水、保护等环节监管机制不完善，地下水动态监测站网密度并不能满足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而且在政策上缺乏对地下水压采的激励与引导机制，地方政府负担重，资金问题成为制约治理的难题。比如，调水补水是解决地下水超采的重要手段。但河北、河南等省份由于资金原因，工程建设缓慢，南水北调水消纳过程较为缓慢。

04 要有历史耐心，制定长远规划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专家们形成一个共识：“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是一个长期性、累积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治理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漫长的过程和多方的努力，要有历史耐心，制定长远规划逐步修复。”

针对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姜大明建议，应对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作出专项安排。首先将治理的重点放在地下水压采上，建立京津冀联防联控机制，实事求是确定工作目标。各有关方面应为综合治理创造有利政策环境。例如，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基础上，对地下水严重超采区的永久基本农田做出适当调整。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前提下，对河北省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考核指标做出相应核减。休耕轮作年度安排，集中向华北地下水压采区倾斜。

王浩建议，要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和农业种植业结构，全面提高用水效率。他指出，未来可以结合大气污染防治等，转移出去一些高耗水、高污染产业；适当控制小麦、蔬菜等高灌溉需求的作物，尤其是河北坝上地区，更需要严格落实以水定地的原则。同时，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全产业，供水侧、用水侧、消费侧等全过程提升推广节水技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汪集旸指出：地表水与地下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因此要把两者看成一个完整系统，协同推进。在治水过程中，各地要做好河流水域的空间管控，划定生态红线，严格控制河流湖泊等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改变过去“九龙治水”而又各顾各的观点，形成治地表水的也“入地”，管地下水的也“上岸”，通过联合治理、联合执法，全面推进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治理。

蔡其华建议，“十四五”期间应加快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后续工程论证和建设进度，充分考虑华北地区地下水置换和回补情况，合理确定调水规模。并夯实地下水计量管理基础。组织开展地下水监测计量研究攻关，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地下水监测、模拟、预警三位一体的管理平台。